4、除尘布袋不具有防水抗结露的特点，由于物料成品粉磨工段物料水份大，设备、管道易堵塞，除尘器布袋极容易结露、糊袋，造成收尘效果差。

今年我们将雅安村作为农村生态修复的试点，打造农村生活污水湿地项目，每天能处理100吨的生活污水。雅安村党支部书记洪贤表示，项目充分利用雅安村原有的地形条件，通过生态修复的方式，既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有效处理，也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良好的景观基础。

这一切，得益于三亚创新农村污水处理模式，以生态修复理念解决乡村污染难题。昔日，这片面积约为5亩的水塘是当地著名的臭水塘，水塘里垃圾丛生，污水横流，恶臭难闻。崖州区有40余个自然村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污水处理难题，雅安村是问题最严重的村庄崖州区有40余个自然村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污水处理难题，雅安村是问题最严重的村庄。同时，整个项目低投入、易维护、观赏价值及生态协调性高，一举多得。

这个水塘臭了10年，家禽死了往里丢，生活垃圾往里扔，住在水塘对面，每口呼吸对我都是折磨。三亚崖州区环保局局长解忠敬透露，雅安模式的成功，极大坚定该区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的信心，今年崖州区将继续在凤岭村和盐灶村开展此项工作。环评单位不懂技术是一个原因，程红光跟着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给环评单位做过培训;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也给决策部门加大了决策难度，凭什么风险达到10的-6次方就可以批，-5次方就不批了?但程红光觉得，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解决。

高胜达打了个比方。高胜达说，但是污染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和环评的技术方法、路线都不一样。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、产业情况，筛选优先控制的污染物，开展健康风险评估。但从国际经验看，不是一定要证明因果关系。

比如日本水俣病、四日市哮喘的公害病认定就没有强调因果关系，而是首先划定区域：你在这个地区居住了多少年，这里的污染超标了，你又出现了某些症状。有了这部法律，类似工厂搬迁后的污染场地损害可以追溯责任

多位受访专家表示，常州事件中首先要打板子的，不应该是学校的环评，而是规划部门。不缺规定，不缺技术，可是，风险评估的工作难让人满意。高胜达还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在交易土地时，企业需要告知土地收储所污染信息，事后若发现隐瞒则会遭到起诉。例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，也得按照当地的要求做环评，涉及健康问题工作也要开展。

王建生气愤又无奈。2007年，卫生和环保两部委联合16个部委局制定并颁布了《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(2007-2015)》，规定卫生和环保作为牵头部门，共同负责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。其中包含的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，更规定了开展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原则、内容、程序、方法和技术要求。环境土壤镉污染超标严重的贵州赫章，环境卫生标准却达标的例子并不罕见。

这些专家都参与了相关工作，但王建生依然强调，中国不缺规章制度，最重要的还是落实。就像宁可多花钱治病，而不是诊断病情。

程红光建议，国家在强调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，要加强风险管理。各地环保厅、环保局更少有环境健康对应机构。

希望常州事件能推动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进程。对此，从卫生系统调入环保系统的王建生感受深切：我提出以健康优先理念推动现有环境管理手段改革，竟然有相当多的环保系统专家认为这超前了，甚至说搞环保的搞健康就是瞎折腾。环评是个筐，却不装健康和过往的多次突发事件一样，首先被揪出来的是学校的环评。环保部政研中心环境与健康数据中心研究员王建生说，国外的环评会评估健康风险，中国的建设项目环评却不评，规划环评要求了，效果待观察。一方面改善质量，一方面控制风险。早在2009年，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中就规定规划环评应当分析、预测和评估对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。

一个处，半个人追溯历史，环保正是从公害病开始受到关注，我国卫生工作也有环境健康管理的基因，公共卫生课程里有环境医学，卫计委疾控局下属有环境卫生管理处。2004年，环境保护部就印发了通知，要求关闭或破产企业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，必须对原址土地进行调查监测，报环保部门审查。

当周边有污染源、人有暴露途径，比如空气、饮用水等，周边的人有知情权，需要被告知风险。在环保系统内，环境健康管理十分边缘化，环保部环境健康处只有半个人。

这位土壤修复的专家长期和污染场地打交道，深谙中国毒地的隐蔽性和严重性。参与导则修订的程红光失望地说。

环评是个筐，却不装健康。段小丽说，等到人们得病了，就已经晚了。只是这种忽视听上去有点尴尬，因为我国环保法第一条规定就是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制定本法。程红光认为，如果不及早开展健康影响评估以积累技术和方法，环评机构的技术水平就不会上升。

环评单位不懂技术是一个原因，程红光跟着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给环评单位做过培训;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也给决策部门加大了决策难度，凭什么风险达到10的-6次方就可以批，-5次方就不批了?但程红光觉得，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解决。常州事件中，也是先有化工厂，再建学校。

环保部门的工作重心正从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，但在环境健康学者来看，单纯的质量改善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。环评单位注意到了健康风险，却寥寥几句带过。

比如日本水俣病、四日市哮喘的公害病认定就没有强调因果关系，而是首先划定区域：你在这个地区居住了多少年，这里的污染超标了，你又出现了某些症状。在日本和韩国，环境健康都是司局级机构。

这个充满了模型的导则与国际接轨，主要参照了美国环保局和材料标准的技术方法，北京市在2009年就有了类似的地方标准，国内有环科院等专业机构具备按导则进行评估的能力。有的业主甚至不知道这个要求，找个当地专家问问，以为做个环评就可以了。中国环科院环境污染与健康科技创新基地副研究员段小丽介绍说，事后证明人的症状和污染的因果关系很难，不是短期和小样本的调查就能得出结论。如同环保法中按日计罚有实施细则，环保部正在编制《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》以落实环保法第39条。

有了这部法律，类似工厂搬迁后的污染场地损害可以追溯责任。有时真正产生影响的污染物，并不在标准中。

2016年4月18日，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说。而且这十几年，国内的环境健康基础力量已有所加强，可以选择典型行业如冶金、化工等先推行。

公众并不懂得COD、二氧化硫等污染指标和自己的关系，但一旦被告知这项目可能导致患某种疾病的风险增加多少，项目实施的阻力就会增大。高胜达说，但是污染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和环评的技术方法、路线都不一样。